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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深度解析】2016美国大选如何影响美国经济?

摘要 党内初选至今,本次大选不仅加剧了社会割裂和党际对立,还造成了严重的党内分歧。当前的两党候选人均不具备足够的能力推动改革。因此,无论何人当选,美国经济的结构性改革都将被迫放缓。

  第一白银网10月14日讯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已进入冲刺阶段,系列电视辩论正将气氛推向高潮。本次大选的诸多热点话题,虽然短期内被津津乐道,但长期内并不会对美国经济产生太大实质影响。相反,镁光灯外的一些深层趋势,却正在悄然改变美国经济的前景。

  美国大选,结果固然重要,然而,大选本身的长期影响可能更加重要。基于AD-AS理论模型分析美国大选的表层热点和深层趋势,无论结果如何,大选本身都将延缓结构性改革、增加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并触发民粹主义风险,进而对总供给形成负面冲击,抑制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。我们希望,通过理清美国大选的“表”与“里”,更前瞻、更客观地把握美国经济的长期趋势。

大选结果

  图1:大选结果在中长期对美国经济无实质性影响(理论模型)

  新闻是浮躁的,理论是严谨的。我们将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纳入总需求总供给模型,以进行理论推演。从美国经济AD-AS模型可知(详见图1),主张大规模减税、减少政府干预的特朗普将导致短期需求曲线左移,支持增加税收、加强政府干预的希拉里将导致短期需求曲线右移。然而,在长期供给曲线垂直的情况下,无论短期需求曲线如何移动,美国经济的总产出均不发生变化。

      因此,从中长期看,大选结果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实质影响非常有限。相应地,围绕竞选结果的诸多热点话题,虽然表面上备受瞩目,但实质上并不具有现实意义。

      这些表层热点包括如下三个方面:

  1、劣中选优

      大选进行至今,两党候选人均难以令主流社会满意。特朗普口无遮拦,屡屡冲击美国“政治正确”底线,执政能力饱受质疑。希拉里则受邮件门和党内选举黑幕困扰,政治诚信深受诟病。因此,美国选民看似陷入了劣中选优的两难困境。但是,纵览历史,这一困境只是美国大选机制下的内生常态。

  一方面,基于美国的两党体制和活跃的媒体力量,历次大选前夕候选人的缺陷都会被深入挖掘、无限放大,造成选民负面情绪的井喷。另一方面,选民普遍关注短期现象而缺少长期政治记忆,善于对当期候选人进行横向比较,难以对历届候选人进行纵向评价,因此容易产生候选人“一代不如一代”的主观臆断。例如,在2012年大选中,奥巴马政绩疲弱,罗姆尼言论失当,彼时“矮子里面选将军”的论调同样不绝于耳。

  2、风格对立

      在首场电视辩论中,希拉里开场即抛出了逾20条施政措施,而特朗普的空泛口号依旧多于具体方案。两者风格形成了“实干VS口号”的鲜明对立,引起了舆论的高度关注。但是,从博弈机理来看,这一对立格局并非意外,而是双方最优竞选策略使然。

      执政党继承了上届政府的政治遗产与施政经验,必然善加利用,通过在施政措施上的频频发力,打压资历不足的对手。面对这一压力,在野党则需唱响改革口号,点燃选民破旧立新的愿景,进而扬长避短。历史上,卡特与里根、麦凯恩与奥巴马等竞选都出现了相似的对立格局。

  此外,鲜明的风格对立也将加剧选民的阵营分裂,不同社会群体的民调将两极分化。因此,电视辩论期间的民调不再具有准确的前瞻功能。例如,2012年,罗姆尼虽在电视辩论中胜出,但未能赢得最终大选。而今年首场电视辩论后,主流媒体和网络媒体的民调结果也大相庭径。

  3、路线争锋

      历次大选,两党都会开出截然相反的经济药方。在今年首场电视辩论中,两党候选人在税收、贸易、监管等问题上均针锋相对,路线之争同样成为辩论焦点。短期来看,两党的路线各有利弊,难以取舍。但是,从中长期来看,党派意志其实难以改变美国经济的客观规律,不同路线对于经济走势的影响微乎其微。

      据我们测算,1945-2015年,两党执政期间的GDP增速、通胀水平、失业率等主要经济表现的长期均值非常接近。虽然民主党看似略有微弱优势,但这一差异在统计学意义上并不显著(详见图2)。并且,两党历史上都出台过一些短期大获人心、长期代价沉重的经济方针。例如,胡佛政府的“自由主义”、卡特政府的“反通胀计划”、尼克松政府的“物价管制”等等。

两党执政

  图2:1945-2015年,两党执政期间GDP增速、通胀水平等主要经济表现的长期均值非常接近。

  不同于表层热点,在镁光灯外,本次大选催生了一些深层趋势,正对美国经济的长期总供给产生负面冲击。从AD-AS模型来看(详见图1),这些趋势迫使长期供给曲线向左移动。因此,无论大选结果如何,美国经济的中长期增长都将受到抑制。 

      这些深层趋势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:

      第一,结构性改革进程放缓。就目前美国经济形势而言,宽松政策的边际效应和后续潜力正在衰减。无论何人当选,结构性改革都是不可回避的关键挑战。美国政治学理论指出,在成熟的制衡机制下,只有当总统本人对其他权利中心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和凝聚力,才能有效地进行改革。否则,总统的单边行动就将陷入无休止的程序纠缠。

总统行政

  图3:里根时代后,总统单边行动能力逐渐减弱。

  例如,近期的“9.11法案”就经历了“议会通过——总统否决——议会再推翻总统否决”的反复拉锯。党内初选至今,本次大选不仅加剧了社会割裂和党际对立,还造成了严重的党内分歧。当前的两党候选人均不具备足够的能力推动改革。因此,无论何人当选,美国经济的结构性改革都将被迫放缓,全要素生产率将受到持续抑制,削弱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基础。

  第二,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增大。在之前一系列深度报告中,我们指出,耶伦主导下的美联储已经背离了传统的货币政策规则。而本次大选将进一步增强未来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,进而降低市场风险偏好,阻碍实体经济的复苏。

  首先,美联储受到特朗普的强烈抨击。在首场电视辩论中,特朗普重申美联储遭到政治绑架,持续的低利率导致了美国资本市场的虚假繁荣。特朗普此前也多次承诺,如果当选总统,不会再度任命耶伦作为美联储主席。

      其次,低利率环境与希拉里的经济方针存在内生矛盾。正如我们之前报告所言,长期的货币宽松引致了美国就业市场的结构性问题,造成了激励机制的扭曲和社会福利的损失。这与希拉里“改善就业环境、保护中产阶层”的经济目标背道而驰。       最后,当前的低利率环境,部分可归因于大选前夕的政策透支。在大选结束后,货币政策转向的可能性亦将有所提升。

  第三,民粹主义风险由虚转实。特朗普是美国右翼民粹的代表,而且在桑德斯的冲击下,希拉里也需要取悦左翼民粹选民。因此,无论大选结果如何,民粹主义在美国都将登堂入室,并在政策实践中有所体现。

      这将产生多重风险,其一,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和孤岛主义膨胀。全球化退潮加剧,要素流动和国际贸易放缓,美国和全球经济复苏雪上加霜。

      其二,美国外交策略趋于强硬,无论是特朗普的“美国第一论”,还是希拉里的“美国例外论”,都将加速经济风险向地缘政治风险转化。

      其三,美国大选与英国退欧形成共振。民粹主义在英美的崛起产生示范效应,对2016-2018年陆续大选的欧洲20逾国及其他地区产生冲击。

      专题:美国总统大选巅峰对决 http://www.silver.org.cn/daxuan/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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